仅有40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造就了一家全球性的电信运营商—— 新加坡电信。今天，它的野心已经扩张到中国市场。如果没有十几年前新加坡电信行业那痛彻心非的改革，也不会有今天新电信的成功国际化。

1992年新加坡电信业开始慢慢放开市场，逐渐引入竞争，新电信进行企业化经营。结束垄断并没有使新电信的业务受到太大冲击，相反，在竞争的环境中更促进了新电信的发展。

新加坡电信改革的背景与中国现在电信改革的背景很像，在目前电信改革的进程中，新电信改革的一些经验与教训都很值得中国借鉴。本报记者特别就新加坡电信改革的话题，采访了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副局长兼电信及邮政部主任梁景泰。

记者：新加坡电信业改革时提出市场自由化。你们所说的市场自由化意味着什么？

梁景泰：一是没有外商限制，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二是没有运营商数量和类型的限制。三是运营商可以自主决定网络类型、系统、设施以及偏爱的技术平台以提供服务。

记者：从垄断到竞争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梁景泰：从垄断到竞争遇到很多挑战。特别是新进入企业与原有巨头之间的竞争。新进入的企业需要与原垄断企业之间在很多方面合作，比如租用网络、设备等。根据这些困难，我们建立了一个鼓励竞争的架构——《电信业竞争准则》，里面有一条原则是“不对称管制”，即加重对原有垄断持照者的监管，对新加入企业监管比较松。

新的竞争者非常难进入垄断市场，是因为他们必须和垄断者进行议价，而垄断者往往不会愿意进行这一行为。因此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合同和定价标准。新进入市场的竞争者只需要拿着这个标准合同签署就可以按照这个价格进入或使用服务、网络。这一价格是经过IDA论证的、基于其成本的定价，而不是具有利润的商业价格。

另外，非常重要的东西是禁止不当竞争。即不允许垄断厂商的定价低于其成本。因为正如之前所说，市场的垄断者具有很强的实力，他们有能力进行低于成本的竞争，以排挤市场其他竞争者。这样的行为也是明令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