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政策考量的天平再次向增长倾斜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得不考虑：目前出现的经济困境固然受宏观的周期性因素影响，过往的经济繁荣系通货膨胀驱动，这种繁荣终归会有难以为继之时。但是，物价高涨与增长减速并存的现象则表明，中国经济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失衡。而不管是结构失衡，还是周期性波动，又都与制度安排之缺陷直接相关。

举例来说，在过去几年的经济繁荣期，货币环境相对宽松，投资迅速增长，而这些信贷资源主要流入与地方政府关系较为密切的房地产业和垄断企业。在通货膨胀过程的后期，资源价格上涨，垄断企业从中受益最多，私营中小企业的成本则迅速攀高。随着政府收紧信贷，受到严重冲击的又是私营中小企业。多重压力导致大量私营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现状，而这种局面使失业增加，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却减少。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社会稳定的根基——中小企业，从宽松的货币环境中收益不多，却在严厉的货币环境下受害最大。

当然，结构性失衡除了企业待遇、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之外，还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国内、国际市场失衡、汇率失衡。生产过程中的种种失衡，又导致分配领域的失衡，如国有垄断企业与私人企业的收入失衡，房地产业与一般行业的利润失衡，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福利失衡，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收入失衡。凡此种种收入分配失衡，归根到底，是由不同企业、不同人群在法律、政治上的人为不平等造成的。

因此，对于当下的形势来说，采取短期的应急政策缓解眼下的经济困境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较为充分地暴露了在高增长背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过去，中国所享有的后发优势和禀赋上的比较优势，抵消了这些结构失衡与制度障碍的劣势，但目前的困境似已说明，优势、劣势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不去解决那些明显的结构与制度问题，仅靠短期政策，恐怕不能确保未来的长期稳定增长，更不能确保财富分配公平与社会秩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