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学者泰德•杜鲁门(Ted Truman)曾以Fed官员的身份参与救援韩国的行动，他说，韩国危机之前企业界过度膨胀和过度借贷的状况与美国危机中的房市和消费情况相似。在韩国和美国的危机中，受影响领域的崩溃都重创了金融体系。韩国的复苏是靠出口引导的，就像当前出口也成了美国经济的缓冲器一样。

韩国经济从1999年开始复苏。但金基桓说，资本投资从未完全恢复，经济增长虽然达到了健康的4%至5%，但也没有回到危机之前的水平。他说，失业率很低其实是个假象，因为存在隐性失业，比如找不到工作的学生会继续留在学校深造。他说，美国应当从韩国得到的教训就是，经济失衡必须校正；但复苏并不需要完全解决这些不平衡因素，只要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就会开始复苏。

美国的风险在于，经济疲软超出了住房过剩的校正范围，开始反过来影响金融体系，随后又再次给更大范围的经济造成损害。韩国消费者并未大量借贷，因此高失业率和银行业的压力不会彼此加剧。金融和经济预测机构RGE Monitor的负责人、经济学家努里埃尔•鲁比纳(Nouriel Roubini)说，相比之下，美国的金融系统迄今还只是对抵押贷款的损失作出了调整。他预测工业贷款、市政债券和消费者信贷也将出现大量违约，从而引发又一波金融系统的灾难。

Fed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认为，大萧条之所以严重正是因为这样的反馈效应。1929年11月至1930年5月间，由于人们寄希望于衰退不会很严重，股市回弹了38%左右。从1930年秋季开始，一大批银行接连破产，令人们的希望为之破灭，也让美国在接下来的3年中一直深陷衰退泥潭。

贝南克正是意识到了这样的风险，才在上周再次降息，同时，虽然暗示暂时不会进一步降息，但仍将关注重点放在美国经济或将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