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一路狂泻，恐慌和痛苦一路蔓延。每个人都在询问“底”在何方，每个人都在询问管理层会否出手救市。

救还是不救，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救还是不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理由。赞成者大多看中的是内地股市的健康发展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而反对者则更多从市场化的角度，力证市场自己的事就应该由市场自己解决……

今日本报刊出两位财经界知名女士的文章：一位是财经评论员叶檀，另一位是《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她们在对于管理层是否“救市”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此外，我们还刊出了业内及部分网民的看法和观点，以帮助读者从更多方面透视今天的话题。

叶檀：应该且必须救市

由于政策的暧昧，股市传言甚嚣尘上。政府要不要救市，应不应该救市，救市是否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观点。

在中国这个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所谓“救市”实际上是对于制度完善的呼吁，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救市”二字换成“拯救市场”。无论从放开市场还是从放松管制角度来看，无论是从市场逻辑还是法律的合规性来看，政府应该且必须救市。

为什么政府必须出手挽救市场？原因是行政之手在资本市场中无远弗届，从新股发行机制，基金上市拆分，整个一级市场都有政府之手的密切调控。如果无视政府在一级市场的直接介入，和在二级市场的间接介入，无视政府对于微观市场行为的全面管制，而蒙起头来，一味让政府不要倾听投资者的呼声，不要救市，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

如果政府严控一级市场，就意味着政府认可新股发行溢价区间，这就意味着市场无法自动出清价格，只有靠行政之手对二级市场的资金进行调节，才不会发生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成为一级市场的买单者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我们屡见不鲜，房地产市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闹剧：一级土地市场控制在政府手中，二级市场则以市场化的名义放开，其结果是二级市场的购房者成为房地产暴利的买单者，并且使整体金融捆绑在房地产的战车上无法动弹，难道我们还要让资本市场重演房地产市场的悲剧吗？

如今政府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方法是划分不同的消费区位，对于高房价仍然用市场溢价法进行定价，同时推出大量保障型住房，这样可以达到两个目的，既能控制房价的涨幅，也符合保障与市场的要义。可见，一级市场的控制必然延伸到二级市场，如果垄断一级市场而放任二级市场，无疑是盘剥二级市场的投资者。

应该强调的是，行政之手仍然在深入微观市场操作层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资金流入的控制，在人民币升值时设立海外投资基金，在股指高企时控制基金入市，真正的市场派要践行自己的理论，应该呼吁政府逐步放开微观市场的操作，而不是对交易市场明显违背市场要义的管制不闻不问，反而一再让政府不要救市，不要救市，这样的呼吁到底不是替市场背书，而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僵化的市场观，客观上甚至起到了为政府的管制说话为垄断利益阶层服务的目的。

美国政府确实没有直接调控股指，因为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成熟，美联储与美国证监会不必直接插手股市，而以大量释放资金流动性，以打压他国货币的方法，对准目标利率，来挽救这一场信用危机，其作用除了挽救金融市场之外，对于债券资本市场也可以起到回暖的作用。这同样是救市，只不过因为市场的不同，救市的方法各有不同罢了。就像中国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美国用贴现率一样。

后股改时代，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主要矛盾有二。一是供给大于需求，资金流出大于流入的问题，从大小非减持，新股发行、H股回归，拟议中的红筹股回归与推出创业板，存量的资金是有限的，民众不可能把8万亿的银行存款全部投入股市，但上市资源却源源不断，看不到尽头。去年资金净流入略大于流出，今年头两个月，净流出是净流入的1.5倍，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导致市场呈现崩溃态势。资金继续回流银行，难道金融改革的目的是继续让银行承担80%以上的融资功能吗？资本市场需不需要发展，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首要难题。

二是大资金有了更好的投资渠道，比如做风险投资，比如自行创业上市，而创业板的推出为风险投资提供了比以往广阔得多的赢利渠道，以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很多投资者都抱有此种想法，与其在二级市场任人宰割，艰难地获得10%的收益，还不如直接转投创业市场与一级市场，轻松赢取五倍以上的收益。

面对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关方面如果依然不思良策，抱着以往的一套不放，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发展的前景。这绝不是大多数希望中国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成长的人所愿意看到的。在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层的责任是，既要建立“三公”市场，杜绝内幕交易，也是完善市场制度，对于一二级市场施以同样的原则。

救市的真正含义是，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对所有的投资者一视同仁，把他们从被套的山冈上解救下来；而不救市的真正含义是，对市场不负责，与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作对，继续维持行政之手对一级市场与微观交易市场的深层次渗透。在目前这一转轨阶段，政府应该也必须救市，这是民生政府、市场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叶檀

胡舒立：不能救，亦不必救

我们频繁地听到要求政府救市的热切呼吁。当前，市场上救市建议五花八门，既包括一些证券市场发展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有一些旨在托高指数、伤害制度的短期行为，性质迥异甚至互相矛盾。其核心则在于强调政府必须救市，有责任也很有必要，可谓求救声声急。

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道理非常简单：政府既无法定职责、亦无认知水平来调控作为价格信号的股指，与千万投资者博弈无异于螳臂挡车。如果说，在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市场基本制度建设重任在肩，管理层选择市场低迷时期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可以理解；但据此而在主观上竟存以政策救市之想，则错谬之至。至于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公然给市场以“政府救市”提示，更是断不可为。

回首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发展道路，政府出于各种压力，过往亦不乏“救市主”行为，但与之相伴的只是一连串败绩。沉痛的教训早已证明，中国“国情”并未使市场运行背离基本规则。监管者的责任在于信守“三公”原则，维护市场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保证投资者只赚不赔。这已经成为当今理性市场参与者的共识。当前，股指下滑，救市之声再起，倘监管层在非理性诉求面前躲躲闪闪，讳言“不救市”，只能给不明就里的众多新入市公众投资者徒留侥幸心理和幻想空间，给最高决策者造成无端压力，是一种不负责任之举。

“救市论”甚嚣尘上，充分显示了利益冲突和思想混乱。颇有人以近期美联储针对次贷危机的系列举措，旁证“救市有理”。这不是误解便是曲解。

应当看到，美联储和西方各大央行的确针对信贷紧缩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措，其中，拍卖2000亿美元国债、不断拓宽贴现窗口之举，更有明显的援助色彩。但是，其一，这些举措主要是为了缓解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而非针对股指涨跌，有关决策人士事前事后均曾明言“政府不救市”；其二，这些行动自有其利率、期限等约束条件，并非 “免费的午餐”；其三，这些行动至今仍被指责“靠华尔街太近”，颇存争议。对这类行动，有些媒体冠之以“救市”已是轻率，倘市场专业人士乃至监管者悬想其“救市主”动机，夸大其效果，就是纯粹的指鹿为马了。

监管者当前承受救市之压，还与其尚未彻底摆脱“政策市”的角色错位有关。随着近年来股市“非理性繁荣”加剧，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的关照，对市场存“慢牛”之想，一度有意以政策人为“调控”供求节奏。今天“慢牛不成反变熊”，凸显“政策市”的尴尬结果。然而，以新的错误去补救旧的错误，只能离真理更远。经验表明，百般呵护非但不能令市场中的上下其手者满足，反而会成为监管者终将无力背负的“十字架”。

3月最后一周，市场上关于管理层可能出台“利好”政策的传言满天飞。纷乱的说法中，较多指向“开展信用交易试点”、严控“再融资”和“国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流通”。上周五股指大幅回升与此直接相关。我们希望，这种显示以密集政策托市的传言不会成为事实。此外还需指出，三项选择中的第一项，是市场建设的基本措施，选择恰当时机推出属可行之策。但严控“再融资”，其实是以行政手法限制股票供给，显然有悖市场原则。至于控制国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流通，则明显破坏市场契约，损害市场公平，后果难以补救——回想当初以数千亿元国有资产之“对价”，方使得原定“暂不流通”之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倘现在仅因股指下跌即出台限制其流通权利之下策，今后将以何等代价再度“赎身”？

当前，“救市说”肆无忌惮，传言四起，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对于所谓救市的后果心知肚明。其之所以用“亿万股民利益”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要挟救市，热衷传言，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