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末以来，随着部分粮食品种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引发的食用油、肉、蛋、奶等价格大幅提升，粮食问题又一次受到空前关注。这既因为粮油副食品价格关系民生之根本，也由于它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主要指标，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对象。但是，目前社会各界对粮价上涨的原因、传导机理还有一些争议，影响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因此，当前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视野重新审视本轮粮价上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价格曾出现过三次上涨。第一次是1988至1989年粮价上涨。这轮上涨的机理是价格“闯关”引发的商品价格全面上涨对粮价的拉力，再加之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推力，形成价格上涨局面。第二次是1993年末至1995年的粮价暴涨。这一轮上涨的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投资过热，金融系统失控，由此引发的全面通货膨胀迫使真实粮价在谷底反弹。而发轫于2006年末的本轮粮价上涨却与前两次上涨大不一样。如果把前两次粮价上涨的关键词定义为“体制转轨”与“总需求拉动”，那么，本轮粮价上涨的关键词就是“新国际化”与“价格输入”。新一轮国际化所改变的粮食供需格局及其外部环境导致国际粮价上涨，而由于部分粮食品种的大规模进口，国际高粮价输入国内并逐步传导扩散，形成国内部分粮食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高粮价“借道”大豆输入国内

首先，“成本推动”与“货币流动性过剩”不是本轮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尽管由于原油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人工、农业生产资料等种粮成本上涨，但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2007年小麦、稻谷价格涨微小，与生产成本涨幅不匹配。这说明，中国农业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的产业结构特征使这一传导路径受阻，成本上涨没能完全传导至粮食价格。据笔者调查，2007年，农民种植小麦、稻谷的纯收益同比在下降，因此，当前生产成本上涨更多地体现为农民种粮纯收益的减少。另外，国内货币供应量增速持续保持高位对粮食需求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它对下游粮食价格传导作用非常有限。

一方面，粮食需求弹性较小，即使消费者出现所谓“货币幻觉”，新增消费能力也很少用于购买粮食；另一方面，与上世纪90年代初截然不同，本轮粮价上涨虽然伴随着所谓货币流动性过剩，但PPI并未出现大幅上涨，CPI上涨的动因也仅仅是粮油副食品价格上涨，其他消费品没有明显涨幅。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货币流动性过剩大多消化在了房地产和 股票等资产价格的上涨之中，而不是粮价上涨之中。

其次，国内本轮粮食价格上涨的突出特征表明，国际高粮价输入才是根本原因。国家统计局农产品生产价格调查显示，2007年，小麦、稻谷生产价格同比仅上涨5.5%和5.4%，而玉米、大豆、油料生产价格则分别上涨了15.0%、24.2%和33.4%。从大豆、玉米等饲料粮价格往下游追溯到食品价格可以发现，食品中价格大幅上涨的也是油脂和肉禽，而非基本口粮。这说明是大豆与玉米价格上涨影响饲料价格并最终传导至肉禽、油脂（当然，肉禽价格上涨还有疫病造成供给减少的因素）。

为什么小麦、稻谷、玉米价格微涨而大豆价格却猛涨？如果我们把国内外粮价走势与中国粮食产品的进出口数据联系起来，可以看到粮食产品是否净进口与其价格是否与国外联动紧密相关。2007年初至2008年2月，CBOT大豆期货指数上涨了109.2%，玉米期货指数上涨了48.6%，小麦期货指数上涨144.9%，而国内的大豆期货指数涨幅高达78.2%，玉米期货指数仅上涨了9.1%，小麦期货指数仅上涨了23.1%。除了大豆国内外价格走势基本同步之外，小麦、玉米价格均呈现国外猛涨国内微涨。与此相印证的是，中国是玉米、小麦、稻谷净出口国和大豆净进口国。可见，由于国内大量进口大豆，使得国际粮食价格通过大豆贸易输入国内。